吴知古回去没几天，临安就传来消息：

朔（初一），官家御大庆殿，受“恭膺天命、祚胤永昌”之宝，然后，宣布大赦。

典礼上，官家神情萎靡、昏昏欲睡的模样, 都在臣下们的眼中。

御体欠安，瞎子都看的出来，但官家即便扶病，也要亲自行礼，可见对这枚“失而复得”的印玺的重视！

于是舆论为之一变，许多人说官家已改了主意，无意立太子了。

以理学一派为主的立太子一派, 大为忧虑, 有人出了一个主意：莫不如顺水推舟，借力打力？

朝廷的典章、礼仪、文教事务，大都为理学一派掌握，于是，太常寺上奏，因受“恭膺天命、祚胤永昌”之宝之喜，请于某月某日朝飨太庙；又请于某月某日合祭天地于明堂。

朝飨太庙是重要的礼仪，合祭天地更是第一等国家大典，不过，重要归重要，都是例行性的（虽然是不定期的），对之，官家不会有什么真正的兴趣，御体不安，不可能再如受“恭膺天命、祚胤永昌”之宝那样亲自主持了，只能派足够分量的人代为行礼。

那么，谁是“足够分量”的？

若有太子，就该是太子；若无太子, 皇子亦可。

若官家派济国公代为行礼，既说明官家还是存着立太子的念想，同时，也是个很好的为济国公“造势”的机会。

但立太子一派失望了。

代皇帝行礼的，是宰相，也即史弥远。

宰相代天行礼，也是合规矩的，没啥可挑礼的，这虽不能算是史弥远的荣誉，但无论如何，看得出来，济国公距太子的宝座，还有相当的距离。

官家的身子骨儿，摇摇晃晃，“天崩地裂”之前，济国公能不能走完这段距离，真是一点把握也没有！

范应旍又上了一个奏章，说什么, “天意隐而难知, 人事切而易见。思今日人事，尚未有可答天意者。昔之患不过于金, 今之患，又有山东与北边，宜亟图之！”

（范应旍，就是第一个上书请立太子的那位，见第一三一章《圣躬不安》。）

所谓“天意”，自然是指“失而复得”的“恭膺天命，祚胤永昌”，他的意思是，这件玩意儿，同立不立太子——也即“人事”——木有啥关系，官家你别被人忽悠了！

“北边”是指蒙古，这也罢了，关键是“今之患”咋扯上了山东？吴某人正在山东替我大宋攻城略地，形势一片大好呀？

你介样说，岂非暗指吴某人为我大宋“今之患”？

欸，介样说不合适吧？吴某人献宝，是政争，人民内部矛盾，不能因为他碍了你们的好事儿，就将之打成反动派呀？

而且，你这个奏章的口吻，同你们“因受‘恭膺天命、祚胤永昌’之宝之喜”的口吻，也对不上呀？

于是，就有人要弹劾范应旍，指他“所言非宜，伤将士心”，要求处分他；反倒是被史弥远按住了：算了，算了，莫搭理他，不然，他跳的更欢了！

至于芫娘传谣、济国公入彀、史弥远进“字纸”于皇后、皇后向皇帝吹“废皇子”的枕头风，自不是一日之功，且等着罢。

形势不错，危机暂时解除，吴浩的目光，便由南边儿收了回来，投向北边儿了。

山东形势已变——蒙古人回来了。

回来的不是木华黎，目下，木华黎的主要精力，都放在河东，派来安定河北、攻略山东的，叫做史天倪。

黄河是个大大的“几”字形，所谓河东，指的是“几”字右边儿那一竖的东边儿的地区，大致就是今天的山西地区，分河东北路、河东南路，其中，河东北路已基本在蒙古人掌握之中，但河东南路依旧为金国固守。

看舆图就晓得，河东南路在潼关——洛阳防线的正北，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