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底哪个是椟、哪个是珠，这是个需要具体情况具体分析的事。

均田派所谓的珠，或者说他们所说的阶级，其实更类似于阶级的原初概念，即历史上圣西门对于阶级的初步理解。

本身大顺这边就是三歪经唱主角，加上现在大顺的经济基础距离不歪经的经济基础还差一些，故而他们嘴里所言的“阶级”，基本上还是历史上圣西门主义说的“实业家、银行家、工匠、天才、手工业者”之类的范畴，是个很笼统的东西。

均田派虽然其实现在仍旧不成熟，但就思想下，已经有了点深度。

虽然说，这种深度，是从刘钰说的那种变种的“马尔萨斯经济学”、或者说逆练卢森堡的资本积累论引申出的，和刘钰的本意相差有点远，甚至有点偏到考茨基的工业资本主义的帝国主义理论上去了。

但于此时、于现在这个西历1793年的时间点，他们的想法还是有可取之处的。

均田问题到底是什么意思呢？

他们的意思便是说，的确，大顺相对于世界别处，拥有很强的手工业基础。

但是，这种手工业、或者说工业，尤其是刘钰改革之前，并不是很健康。

这种手工业的强势基础，是以“地租、征税、剥削下的农业盈余”为基础而发展起来的。

是畸形的。

典型的，如之前大顺的京城、法兰西的巴黎，就是这种类型。

京城的消费能力，靠的是征税、发饷、俸禄、贵族地主的地租等等。

这些工商业，是服务于三歪经理论中的“有效需求者”的——包括说法国的巴黎，工业起步也是以奢侈品制造业起来的。

但是因为大顺的体量足够大、底子足够厚，是以当刘钰改革之后，对外扩张夺取市场后，依靠之前这种不健康的手工业底子，很快在对外扩张中先发地区转型成功。

但对内地而言，许多县城、州府，其手工业、商业的对象，是农业剩余占有者。

而这种经济模式，上限是不足的，并且极大地限制了工业化的进程。

于是，均田派的意思，是说，工商业要发展，那就必须破而后立。

将对象，从农业剩余的占有者，转为农业的生产者。

而之前以此为依托的城市，在转型过程中必然是痛苦的，但若不完成转型，那么上限就卡死了，最后大家都得完犊子。

又因为，大顺的情况特殊，亦即人均土地不足的特殊情况，使得就算均田，那么农业的生产者本身，也没有太强的消费能力。

那么怎么办呢？

要么，通过某种方式，让农业的生产者，以某种方式，不得不购买工业品，甚至包括大型机械等如果小农没需求那就想办法让他们有需求，从而打下工业基础。

要么，利用现在的现实，即大顺在海外有广袤的可耕种土地的现实，让农业的生产者垦殖迁民，从而让他们有自身吃喝之后的盈余来购买工业品。

最终，将之前畸形的、不健康的手工业、或者说工商业城市，转型为健康的、不畸形的、以农业生产者而非农业剩余占有者为目标的工商业城市。

这种思考，这种考量，并不是凭空产生的，也不是什么黄石公扔了本天书就一下子顿悟了的。

而是因为大顺这边的社会存在，而产生的一种思考和意识。

老马说：大工业的首要前提，就是要把全部农村，纳入不是使用价值、而是交换价值的生产。

这句话在不同的国家，会表现出不同的情况。

这是道，而各国不同的情况和具体应对，是术。

在英国，是以圈地运动为体现的。

圈地运动，让英国的农村生产，从使用价值，变为了以交换价值为目的的生产。

但在大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