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非要给这些围绕在刘玉棺材旁讨论大顺内部子口钞关的人讨论的问题定性的话，那或许可以用一句非常刻薄的话来评价：只有理论意义，而无现实意义。

理论意义是存在的，放开钞关子口，就是比继续维系钞关子口“进步”。

在理论上，这没什么可争的。

无论是国富论的理论，还是重农学派的理论，亦或者大顺自己这边延续刘玉的那些断章取义的歪经理论，都是如此。

关于这种“进步”的问题，老马在反巴枯宁的解体家庭、废除继承权的问题上，就专门说过这种“貌似进步行为”的问题。

家庭解体、社会化、继承权废除等，应该是社会改造的结果，而不能作为社会改造的。

废除继承权问题，老马是这么说的：作为一种经济措施，这不会带来什么好处。这会激起一种忿怒，这种忿怒一定会遇到几乎不能遏止的反抗，而这种反抗必然会导致反动。这一要求即使在革命的时刻被宣布，一般的觉悟水平也未必能保证支持它

从另一方面来说，如果工人阶级拥有足够的权力来废除继承权，那它也就足够坚强有力来实行剥夺了，因为剥夺会是一种简单得多和有效得多的措施

废除继承权，却会使一切陷于混乱，而且达不到任何目的

这个道理，在此时，其实也是一样的。

化用一下，差不多的道理，当然其逻辑内核不同，但其形式是可以化用的。

即：

如果把废除钞关子口，在此时作为一种经济措施，这不会带来什么好处。这会激起一种忿怒，这种忿怒一定会遇到几乎不能遏止的反抗，而这种反抗必然会导致反动……

从另一方面来说，如果资产阶级有足够的能力，顶住两三亿小农经济和手工业者的反抗，那它也就足够坚强有力来实行资产阶级的专政了，还要皇帝干蛋？还要改良干锤子？因为都能压得住两三亿小农经济和手工业者的反抗了，那直接夺权实行统治，将会是简单得多和有效得多的措施。

直接废除钞关子口，将会使一切陷入混乱，会引发一场巨大的反抗。

这是显而易见的。

所以说，这是个理论上进步的形式、但在实践中可能导致反动的后果。

18世纪有18世纪的改造社会的形式、20世纪有20世纪改造社会的形式。

在这个时代，大顺的确拥有世界上大约五分之二的人口、以及实质上工农业总产值占世界的大约50甚至更高。

但是，有些产值对于商业、贸易、交易、资本增值而言，又是无意义的。

比如说，河南南阳府，人均土地大约4亩，亩产大约1.2石。

那么这里有100亩土地，上面有25个人，一共产出了120石粮食。

问题在于，这25个人也是要吃饭的，所以最终对新时代有意义的“剩余产品”来说，这并不是120石的价值。

算工农业生产总值的时候，是按照120石算的。所以这么算的话，大顺确实占了世界现在世界总的工农业产值的一半还多。

但问题是可用于商品交换的盈余产品，大顺这边就差得远了。

再加上，内部的家庭手工业过于发达、地租过高等等一系列问题，使得大顺的内部市场十分狭小。

其实就是个很简单的事：人均资源不足。

这100亩地，上面要是就一家五口，那么吃不完的粮食可以卖吧？或者种点自己吃的再种点棉花什么的经济作物用来交易吧？这一家五口卖了钱，是不是能多扯三尺布、多买五斤铁、过年多扯一截红头绳？

而现在的现实是，这100亩地，上面塞了25个人。人得吃饭，吃完饭之后剩下的盈余就很少了。而且大部分盈余可能还跑一个地主手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