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巴黎，刘钰的名声，尤其是在巴黎沙龙间的名声，相当不错。在这里，就完全不一样。

在欧洲的“沙龙”界，基本上，在里斯本大地震之前，当时还活着的刘钰，“先知”般狂喷了天主教廷和耶稣会，在那之后，至少在欧洲，他在巴黎的沙龙间，已经成为了启蒙运动的“东方旗手”。

这事，在大顺，就是个小事，小到不能再小的事。

但在欧洲启蒙运动中，却是个大事。

一方面，刘钰“先知”般地提前把耶稣会和天主教听在地震后可能要说的话，讽刺了一番，而事实果然如此，里斯本大地震之后，耶稣会果然声称这是天罚。

另一方面，刘钰提前的狂喷和打预防针，为早期启蒙运动的重要支柱——莱布尼茨乐观主义——降了降温。

这在欧洲的启蒙运动中非常的重要，按照欧洲的宗教浸润人心的传统，理性主义很容易走向极端，而极端又很容易在面临里斯本大地震的时候懵圈：说好了，这是万千种可能中，最不坏的那个世界被上帝选中，可里斯本的大地震血肉模糊的场景真正入眼的时候，怎么也没法相信这就是“万千种可能中最不坏的世界”。

那场之前所谓的“启蒙运动加速年”之后，由里斯本大地震等问题作为导火索，最终引爆了耶稣会问题、各国与教廷关系等，导致了耶稣会被解散，这被视作启蒙运动的一场重大胜利。

加上法国作为启蒙运动的重要阵地，和德国的绝对理性主义启蒙还不一样，他们更激进，最终也更倾向于无神论。

而舍弃莱布尼茨的乐观主义——世间虽有恶，但这是一种平衡，是上帝创世时候弄了成千上万个程序后，发现这才是最少、相对来说最好的那个——对法国启蒙运动的激进加速到反教会、反宗教、甚至最后破四大旧把圣母院改理性圣殿，是非常重要的。

启蒙运动既然是一场伟大的运动，那么必然得有两个条件。

一：为现状的批判。

二：对未来的展望。

不是说别的没有。

而是说，想要伟大，这两条是必须的。

那么，对未来的展望，又得具备一定的世界视角。

于是，刘钰鼓吹的自由贸易、配上自然秩序论，自然可以作为对未来展望的一部分。

包括说。

67年法国发生饥荒，而重农学派认为不应该管，应该等待自然秩序的调节。

这是不是启蒙运动？

当然是启蒙运动的一部分。

这就好比说，伏尔泰和卢梭整天对喷，那你总不能因为他俩意见不同，就开除卢梭或者伏尔泰的启蒙籍。

现在的大顺，处在一个进可攻、退可守的状态下。

这不是说军事或者地缘，而是说“文化”上。

大顺实学派的对外扩张派，秉持的是刘钰当初定下的“把世界的，伪装成民族的”。

这是进攻手段。

但一样。

大顺不能接受基督教，而欧洲自然也不可能接受大顺的旧时代的诸多传统文化。

是以，这个“自然秩序”、“道法自然”，便是大顺最佳的进攻手段。

首先，这玩意儿，你别管这道、自然，到底是谁创的。是上帝、耶和华、盘古，亦或者别的什么玩意儿，那都无所谓。你觉得是谁，那就是谁。关键是自然，而不是自然是谁创的。

其次，这玩意儿，是一种对未来的展望。而启蒙运动中，自然包括着对未来的展望，这种展望又必须是世界范围内的，不能说这东西在你这对，在别处就错。

最后，刘钰在大顺一战之前，描绘了一个美好的未来：各国自由贸易，充分发挥各国的绝对优势、比较优势、整个人类都一起携手蒸蒸日上。

这东西吧，在之前的大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