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些能改，并且能改成功。

哪些不能改，改了也根本不可能成功。

这并不是一个简单的“事在人为”即可解决的。固然说，事在人为，人是什么人？国是谁的国？为事的人的阶级属性是什么？这些不可不考虑。

而大顺本身的一些问题，更是使得继续改革下去，肯定是要出大事的。

举个最简单的例子。

后人有人讽刺一些担心技术进步会导致失业的人，编了个段子。

说瓦特改良了蒸汽机，拉车的马、马车夫，一定都死绝了吧？

勃拉发明了抽水马桶，于是每天早晨起来倒马桶的主妇，一定都死绝了吧？

塞纳菲尔德发明了平板印刷术，于是那些抄书为生的人一定都死绝了吧？

这个段子的本意，便是说，技术的进步，固然一些职业消失了，但一些新的职业也就出现了，人类并不会因为技术进步而死绝。

但，这个段子，只知其一，不知其二。

宏观上，这么说是没问题的。

可实际上，被抢掉饭碗的人，却未必可以融入到新的产业、新的岗位上。

有句话说得好：不当安安饿殍、尤效奋臂螳螂。

其实差不多是一个意思，即便可以说，这是历史的滚滚车轮。

但，这些人，并不会按照你的意愿，坐在那干等着，被历史的车轮碾碎。

人之所以是人，是因为人会为了生存，做出选择。而对大顺来说，这种不当安安饿殍的想法，又是根深蒂固的。

以改革后的山东中部为例。

因为铁路的修通，使得一些土地融入资本主义的土地经营，是完全有利可图的。

比如说，种烟草、种花生、鲁西鲁北地区种棉花。

伴随着铁路的修通，在铁路沿线，种植经济作物的收益，已经远远大于种植粮食。

大顺在三五十年前，就已经成批地出现了“城居地主”。

这些地主居住在城中，他们的土地租给佃户，由佃户把租子送到城中。而地主不管经营、亦不管土地改良，只是收租。

很早开始，大顺征税的时候，就已经一反常态，不再是“先城后乡”，而是“先乡后城”。原因就是各地的地方主官，主动调整，制造时间差，毕竟乡下的佃户先把租子交了，城中的地主才有钱粮征税，所以从过去的先城后乡、改为了现在的先乡后城。

一般来说，实物地租基本上是五五分、四六分。

如果交通不便、如果大顺没有打开海外市场、如果大顺没有在一战中获胜。

那么，其实资本不会选择经营土地，因为你种啥玩意儿，能达到五五分、四六分的收益？

这么高的收益，农业技术在此时已经到极限了，亩产已经是世界最高了，那为啥还要经营土地？

买地之后，坐地收租才有最高的投资回报率。

而伴随着交通发展、海外市场的开拓、以及一些政策倾斜，使得靠近铁路的地区，种植经济作物、尤其是种植融入到世界市场中的经济作物换取白银，已经比坐地收粮食实物租更高了。

佃户是没能力种植经济作物的。

以烤烟为例。

需要豆饼、需要煤、需要搭个烤烟的窑炉、需要资金周转……这些，都不是佃户所能承担的起的。

之前说的因为种植经济作物，导致大量的农民破产、被兼并、自杀、被高利贷吞噬等，这是指自己还有一些土地的农民，而不是完全靠租佃的农民。

那么，现在，经济作物有利可图、且资本愿意支付比粮农佃户更高的租金，那些居住在城中的地主，是否愿意把土地租给资本家，由他们来经营呢？

卖地，是不可能卖地的。

在大顺，卖地是被视作败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