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不是说，这些人，都是一群“虫豸”呢？洪洞县里无好人了？

难道就没有真正为具体的、贫民阶层、失地农民等人争取利益的人参与其中呢？

连写《常识》的托马斯·潘恩，都因为说一小群富有的弗吉尼亚土地投机者，包括华盛顿，李和伦道夫家族，利用这一皇家宪章进行调查并声称拥有大片土地的所有权，包括13个殖民地以西的许多土地。但实际上，根据公共利益，这些土地应属于以大陆会议为代表的美国政府这番话，被最好的朋友割席断交，直接被排挤到了法国，最后葬礼上连个有头有脸的人出席都没有。

不但如此，尸骨无存，墓都被扒平了，尸骨被人挖走，至今不知所踪。

那就可想而知了。

斯蒂芬·霍普金斯所说的“不过10万人的生命的代价”，到底要换什么东西？

自由？

那么这个抽象的概念，具体到底是什么意思？

具体到每个人的身上，比如具体到汉考克的身上，他要的自由是什么？是买法国的糖、卖新英格兰酒、购西非的奴隶。

具体到华盛顿的身上，他要的自由是什么？是他在俄亥俄公司的投资，是阿拉巴契亚山以西的土地。

具体到亨利·米德尔顿，他要的自由是什么？是他欠苏格兰银行家的钱，不想用白银偿还，而想用无锚定物的纸币偿还，但英国政府不让。

大顺这边要做的“别唱高调”、而是“谈具体利益”，其精髓就在于把矛盾具体化。

这也就破解了北美第一宣传家塞缪尔·亚当斯所抓住的关键点：不要谈具体的利益，要谈抽象的单词；不要谈具体的条件，要谈抽象的自由。

塞缪尔·亚当斯的技巧，其关键，在于“因地制宜”。

其基础，是历史上英国的政策，损害了北美大量的资产者、地主、土地投机商的利益。

并且在随后的战后萧条、71年欧洲经济危机金融崩溃破产潮中，吸引了大量的直接被冲击的、经济上最脆弱的城市小资产者——他们比北美有地的农民，其抗风险能力，要脆弱的多，他们是货币政策的“春江水暖最先知的鸭”。

禁止无锚定纸币法案，直接导致了北美的通货紧缩，大量的鞋匠、皮匠、酿酒匠等，直接活不下去了。

一旦没有这个基础，那么这一套东西就会过于空洞，无法施展出足够的力量。

现在，大顺的做法，就是通过具体的利益，完成对北美上层的分化，使得他们无法团结在一面抽象的旗帜下。

这面旗帜，叫反英。

这个抽象的集合，叫英国。

但具体的东西，到底在反什么？大顺这边在一一破解。

既然弗吉尼亚的利益就是在西部的土地上，那么怎么拉都没有用，那就直接不拉。

既然富兰克林的私生子已经被委任为了新泽西总督，那么大顺这边就可以欢迎富兰克林来参加这个会，作为北美方面和英国方面的桥梁。

只要还有漫天要价、坐地还钱的空间，那么这件事就有的谈。

这件事有的谈，越早谈好、越早把北美的暴力机关搭建起来，大顺就可以越早开始移民计划，并且越早把可能需要花十年甚至二十年三十年的黄河新道修成，避免那场因为南边被抬高淤高而必然会发生的黄河决口洪水漫灌所造成的华北大水灾。

这个北美的暴力机关，是用来抓新英格兰的人、维护边境用的。

指望法国人，是指望不上的。法国人的小日子过得还可以，指望法国人把人口移的足够多来确保势力均衡，肯定没戏。

而现在的情况，对大顺的目标是非常有利的。

因为，经济基础虽然决定上层建筑，却不可能机械地决定。因为大顺把利益纠葛掰开，就一定会达成大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