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1609年开始，北美这群人，应该算得上是整个世界上过的最舒适的一群人。

他们远离了战争，虽然他们剥印第安人的头皮，但那实在算不上什么战争。

三十年战争，德国境内损失了三分之二的人口，不是像是中国古代的那种隐户，亦或者从这个省迁徙到了那个省，而是硬生生的打没了。

他们实际上根本没有见识过战争的残酷。

以至于几十年前，菲利普王战争爆发的时候，印第安人的复仇摧毁了他们的村落，就让许多人坚信，贵格会那群人说的“末日审判”，真的要来了。

太可怕了，居然村子会被烧、人会被杀死。

这些年，便随着北美的人口增多，边境推进，印第安人节节败退，虽然战争仍在继续，但战争的残酷已经远离了这些人。

战争是残酷的。

但如果这种残酷不是针对双方的，而只有一方被屠的无比残酷，那么战后的结果不会是助长爱好和平的情绪，反倒会助长扩张开战的情绪。

既然战争是无代价的，既然战争的残酷只由对方承担，那么为什么要反对战争呢？

这是个很现实的心理。

当然，宗教使人魔怔，这种魔怔在此时的北美，更加的严重。

之前被刘钰称之为“启蒙加速年”的那一年后，里斯本发生了超大的地震。

这件事，对于欧洲来说，算得上是启蒙的加速。

一方面，当葡萄牙首相喊出了“埋葬死者、救治伤者”的口号、而耶稣会喊出了“这是天罚天谴，救人是违背上帝旨意的”之后，天主教和耶稣会在欧洲的退潮，伴随着王权崛起的需求，那就可想而知了。

另一方面，对那些启蒙主义者而言，早期弥漫在欧洲的“莱布尼茨乐观主义”，以及这种乐观主义所引申出的“虽然这个世界并不美好，但其实这就是上帝推演了无数宇宙之后最好的结果，是至善的可能世界，人，要完全理解这神的至善意志，是不可能的”这种思想，被这场地震后的惨烈场面所打断。于是这不再是一个“所有可能中最好的结果”，某种程度上也算是推动了法革如此激进的推手。

当然这是在欧洲。

而在美洲，则恰恰相反。

之前已经说过了，宗教道德这玩意儿，几十年就一个轮回，和大明中期学说甚多思想大开放、晚期直接东林道德主义回流一样。

北美经历了第一版山巅之城的破产，然后塞勒姆女巫审判，再之后宗教道德和山巅之城的想法彻底退潮，再再然后就是所谓的“第一次大觉醒”，宗教复兴，传教士希望重塑道德。

在这个背景下，里斯本的大地震，对这些新教徒传教士而言，简直是天大的好事：看吧，异端这帮逼，天罚了吧？活鸡儿该，这回知道末日审判谁能活下来了吧？

只不过，这玩意儿，是容易反噬的。

一开始倒是挺好，公理会本来已经在新英格兰有些撑不住了，借着这一波，立刻又焕发了生机。

新教的百姓，一看，好像确实是这么回事哈。你看，自己信加尔文宗，就没事；那群信天主这种邪教，遭天罚、遭末日审判了吧？

关键就是这玩意儿要是自己一直好、别人一直差，那就没事了。

这玩意儿怕的就是自己好到一半不好了，“天罚”之类的玩意，落在自己身上了。

那之前宣扬了那么多的“千禧年主义”、那么多的“末日审判”、那么多的“我们才是神选之人”的话，遇到事的时候，肯定是要反噬的。

可就像之前北美的诸多宗教问题一样，站在理性的角度，可以说是因为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从一开始的团结垦荒农业为主、到后来的商业发达商人不怎么清教主义却过得美滋滋、再到矛盾加剧导致了宗教回流等等，是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