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大顺而言，战争的过程，比战争结束坐谈判桌，更重要。

坐完谈判桌，有些东西就不可能拿到了。

战争期间可以加大规模走私、贸易，直接影响到战后的贸易格局。

这种道理，和商人们讲，没什么卵用。

好在大顺之前的诸多管制政策，或者说，真正学习西方重新捡起来的国家管控和桑弘羊那一套，现在至少在对外贸易上发挥了作用。

凭借着刘钰之前多年积累下的信誉、凭借着对欧洲各种情报持续二十年的搜集，这一次工商贸易部专门出了文件指导，建议货船都装什么货。

布匹、奢侈品、消耗品、日用品的贸易比例大约是多少；去了那边之后是往西非、加勒比还是北美跑；亦或者到了那边之后怎么应对北美走私贩子请求在走私岛直接换货的请求等，都出台了指导政策。

波斯湾地区的贸易，已经是煮熟的鸭子，完全没必要现在投入太多的精力。日后那种波斯湾和中国之间的贸易，真的就是傻子都能做。只取决于爹妈给留下了多少本金资产，而不取决于开拓能力之类。

这种人所共知的赚钱前景，又带动了大顺产业，尤其是船只制造业的发展。

的确，大顺在打仗，而且发行了战争国债。

但是，贵金属时代的国债，只要朝廷还有信誉，对那些债权人、也就是商业资本家而言，他们等于什么也没付出。

他们左手拿出白银，给了朝廷，换到了国债券。

可这些纸的国债券，在朝廷信誉尚在的情况下，一样可以作为货币流通。

大顺的真正金融食利阶层已经出现，他们左手赚朝廷的利息、右手将手里的债券作为货币再投入出去，在国债可以兑付的贵金属时代，他们付出了什么？

于是大顺的松苏地区，在战争爆发后，呈现出一种诡异的繁荣。

朝廷手里的大把货币，转化为战舰、钢铁、大炮、粮食、糖、烟草、布匹、军装。

国债券作为一种贵金属时代的奇葩纸币，直接参与到了产业投资当中。为了将来的波斯湾和印度市场，这些资本流入到各种工业、基建当中。

整体上，大顺算是逐渐找到了过渡的路。

就如同任何经济体崛起之前，都必须要搞大基建一样。

英国的运河、法国的公路，大顺在北方无奈之下赌在了刚刚萌芽铁路上，因为既没法学法国的公路、也没法学英国的运河。而在南方更大规模的运河修建也已经伴随着这一次战争导致的诡异繁荣开始修建。

比如福建的以茶叶贸易为主的运河、比如江西以瓷器贸易为主的河道改建、比如四川以盐和滇铜黔锌为主的三峡疏浚和纤夫路修筑。

而这种诡异繁荣，是不稳定的。如果没有后续的稳定市场，很多投资未必是赚钱的。

尤其是现有的发展和工业、基建运输等，都是以现有的贸易品为预想的未来扩大规模，这里面就不得不考虑一个“被替代”的问题。

这也是大顺这一次强制商人们多往欧洲和美洲运货的一个原因。

比如大顺的经典货物，茶。

这个就极有可能被替代，比如被咖啡替代。

一般来说，茶和咖啡虽然都属于嗜好品、饮品。但一般情况下，喝惯了茶的人，是不怎么会去喝咖啡的；同样的，喝惯了咖啡的人，一般也怎么会去选择茶叶。

后世提起来英国人的饮品，会想到红茶；提起法国人，会想到咖啡；而提起美国人，似乎也是咖啡大于茶。

然而，在这个时代，显然不是这样的。

毕竟北美十三州作为英国殖民地，英国移民此时居多，不管是理性推断还是此时事实，都应该是喝茶占据主导地位才是。

而且，波士顿的倾茶事件，以及武夷茶关税降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