极限规模，使得往往一场起义、一场反抗，就要打个七八年，拆了东墙补西墙，兵力总是捉襟见肘。

大顺公司没有驻军，在南洋的驻军是朝廷的驻军，只是守备军。大顺真正的野战部队，另有规模。

真要是爆发了大规模的贵族反抗，正规野战部队可以迅速集结。大顺不用拆了东墙补西墙，只要借用一下广州、锡兰的野战部队即可。

这里面对公司而言的成本就大不相同。

荷兰东印度公司必须养兵，但不能养太多兵，否则养不起。

大顺朝廷必须养兵，平日哪怕不用，那也得养。

今天南洋打仗了，就把广东锡兰的兵调过去，公司只需要支付调动军队的开支，不需要支付平日里养兵的钱。

总不能说平日不用，朝廷就不养兵了吧。

军费的真正大头是平日养兵——这也恰恰是荷兰东印度公司选择极限压榨的原因，平日养兵也是花钱的，干嘛不打仗获取压榨利润呢，公司算计的明白着呢。

荷兰东印度公司眼中的南洋，是个一切为了赚取利润的殖民地。

大顺皇帝、朝廷眼里的南洋，是大顺稳定的泄压阀。

只要南洋能保证每年容纳足够的下南洋人口，能容纳十万，这省下来的统治成本，可就比靠竭泽而渔的手段榨取的那点点油水强多了——去年苏北水灾，救灾银28万两、漕米70万石，蠲免十几个州县三年税收，调动五千军队防止出事。

荷兰东印度公司，考虑的是怎么赚钱。

大顺朝廷考虑的，是怎么省钱。

尤其是赈灾、维稳的钱，这是大顺几乎全部财政收入的绝大部分用处。

荷兰东印度公司，赚钱才是盈利。

大顺朝廷，省钱就是赚大钱。

种种差异下，在巴达维亚周边，在西爪哇，这个荷兰人原本统治、被大顺接盘的地方，出现了强烈的对比。

某种程度上讲，甚至是非常搞笑的。

“先进的”、“自由的”、“商业的”、“进步的”、“资本主义的”荷兰，在巴达维亚周边，搞最落后的、农奴制变种、快退到奴隶制的“强迫种植制”。

所谓“落后的”、“集权的”、“小农的”、“封建王朝的”大顺，在巴达维亚周边和西爪哇，搞激进的、此时最自由放任的资本主义的土地改革：自由买卖、土地私有、按亩纳税。

当然，这在大顺的字典里，叫“均田”。

因为按照大顺理想化的统治模式，或者说历史造就的惯性，大顺对征服地区理想化的统治模式是这样的：

均田。

编户齐民。

里正负责收缴税。

官府进行统治。

没有豪绅、当地贵族来妨碍统治。

形成皇帝——六政府——地方官——里正保甲——一个个小农，这样的垂直模式。

包括在内地，这也是理想化的统治方式。

问题是内地士绅阶层盘根错节，没法动。

按此时的一些说法，叫“朝廷在中原吃了士绅一千年的屎，去了南洋还要受这鸟气，再去吃南洋土司的屎？”

内地士绅的屎，谁当皇帝都得梗着脖子吃，不吃不行。

这到了南洋，既没有科举出身的官僚关系，也没有开国功勋的土地占有，几十万华人百姓，多数都是底层。少数可以乘马车出入前总督府的高等华人又是根本不被信任的。

朝廷这边自是想都不用想，以万丹开刀，直接来了一场最激烈的均田改革。

最难处理的关系，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

最容易处理的关系，是一群外来人，该杀的杀、该抓的抓，简单粗暴。

地方官是科举或者武德宫出身的，来到这一看，认得这万丹的这些豪绅贵族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