别——人间的一切行为和情感都是神构建的，神偏爱弱者穷人和受侮辱者，所以构建出的人间的爱就是得不到好处的、无偿的、无功利性的。

既然爱的定型源于神对弱者、穷人、受侮辱者的偏爱，那岂不是更加印证了他内心萌发的那种极为可怕的异端想法？

出埃及记在这个时代的解读，就是受压迫者、弱者、穷人、受侮辱者，按照上帝的旨意，去进行一场革命？因为上帝的旨意贯穿在书中了，无一不在印证着这一点，祂偏爱这些人……

再配上他受到的莱布尼茨的影响，连祂若偏爱这些人，为什么却让这些人受苦这个悖论都解决了——受苦是为了有机会按照上帝的旨意去干大事，这是上帝下的一盘大棋。

这种可怕的想法不断地折磨着他。

自我的精神折磨，无非两种可能。

要么精神崩溃。

要么豁然开朗。

蒋友仁的结局，是豁然开朗。

而豁然开朗的契机，则是由于大顺下南洋的军事行动。

在下南洋的军事行动前，刘钰途径邦加岛的时候，从那里即将暴动的锡矿矿工中，拉走了不少的组织者。

这些组织者中，有几个也是天主教徒。而且还是死硬分子。

当初刘钰把这些组织者抓走，不是因为同情他们，刘钰看来他们要走的那条路纯粹扯淡。

而是担心他们起事不成，那些大顺下南洋之后相当优秀的基本盘、兵源、人口，被他们这种纯粹扯淡的路搞得提前被人屠戮干净了。

是以当时把几个领头的全都抓走，直接瓦解了邦加的矿工起义。如今大顺下南洋之后，刘钰学英国人当年的殖民手段，以强制买断的方式，让那些矿工合作自己去干锡矿。

这便一下子为大顺赢到了邦加矿工的民心，使得大顺在马六甲附近有了一个非常稳固的兵源地和基本盘。

而当初要是由着那些人起事暴动，恐怕这些人早就被屠干净了。

当初抓走的那几个死硬头目，那叫叫徐圭、教名保禄的，就是个死硬天主教徒。为了不离教，连秀才身份都不要了，被刘钰抓去船上干苦役，领着去欧洲见识了一圈，结果想法并无太多改观。

从欧洲回来后，刘钰就把他扔到澳门了。

结果这一扔，就扔出了奇妙的化反。

当初在邦加抓的那个叫徐圭的头目，本就是秀才，水平是有的。又是个死硬不退教的，还被刘钰抓着去欧洲转了一圈。

回来后，那些非教徒的矿工头目，都被刘钰放回邦加了。而徐圭因为宗教问题，是不可能被刘钰放到邦加的，只能扔在澳门。

澳门本也没几个秀才，去过欧洲转一圈的秀才更少，就这么一个。虽然是革除了功名，但却不能清除脑子里的学识。

这么一来二去，自是和苦学经典的蒋友仁认识了。

那时候蒋友仁正是自觉自己误入歧途走入异端的时期，两人见面之后相谈颇多。

一个被革除功名的天主教徒前秀才，嘴里虽然还是死硬的做教徒的言论，但骨子里其实还是传统那一套。

又在矿场干过，又很天下不公，嘴上念基督心里想的还是三代之治天下大同井田均田那一套。

另一个是被这奇葩的东学西渐所影响，自己走火入魔的耶稣会传教士。

这两种思想的碰撞，配上大顺土地兼并、千年前就允许土地私有买卖的特殊国情，大约能搞出什么奇葩诡异的东西，也是非常容易猜想到的。

只是，徐圭和蒋友仁的相遇、思想的碰撞，还顺带解决了另一个他们奇葩异端非常关键的问题。

天主教关注的，是救人。

这是蒋友仁心中萌生出的异端想法里一直没解决的问题，他想搞地上天国，但这种行为的救人，和他们教义中的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