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潜意识里涌出的“下作”的商人思维，把皇帝自己都弄得内心都有些不好意思，觉得自己贵为天子，怎么会有这么最贱之人的思维方式？

待这种心思消退，皇帝却还是不得不考虑钱的问题。

缺钱。

户政府能出一部分，但肯定不够。

内帑今年也没有多少剩余，很多钱要投入到南洋贸易之中作为股本，而且之前还收购了一批肉桂槟榔宝石，现在还没出货，押在仓库呢。

外加对官窑瓷器作坊的投入、对西洋贸易的入股，若不想竭泽而渔，杀鸡取卵，就不得不等着这些钱慢慢生息。

这时候是取不出来的。

对南洋战争，花的是内帑的钱，这些钱肯定是赚的，但肯定不可能今年打完南洋明年就连本带息都回来了。

刘钰引用太宗皇帝的话，说人的生命谁也不知道啥时候就没了。而大顺的记忆里，太宗皇帝确实是天下未定而崩殂的，荆襄之战后确实没活几年，这种事谁也说不准。

故而皇帝是想着，既是要干，那就晚干不如早干。

刘钰既说能借到钱，实在不行借点钱用也不是不行，周转一下子，也好过加增“淮饷”，引得天下出乱子。

如果真要治理淮河，明年就要把漕运停了。

趁着冬天，治理淮河的钱得出。

那漕工的安置，这些钱也得出。

全算下来，可就不是三千万两这么简单了。

不借钱的话，就得一点一点地攒。攒到啥时候呢？攒十年后，假设一切风调雨顺，钱够了，万一自己嘎一下没了呢？

打印度，真要能收税的话，确实也能赚钱。

但刘钰坚决反对在印度上冒进，这时候全力进印度，就是在和英法为敌。

这玩意儿还是要靠分化瓦解，而且现在打印度意味着贸易停滞，大顺好容易在欧洲打开的贸易局面也就全毁了。

英法合力，能让大顺的货船，连非洲都过不去。

对内加税、或者对内改革呢？

加税是不考虑的。加税意味着出事。

对内改革，皇帝也不是不知道松江府那边建议试行十一税的好处。

但一来，这种事难做。

二来，这需要大量的新学学子，进入官吏系统，对抗本地士绅。这会引发儒林的极大反感，并认为这是朝廷在用微末之学来对抗圣人弟子。

三来，这是挖天下士绅的根。

士绅靠的是免役、免摊派，不是免税。

所以对士绅来说，税率越低越好，因为他们合法地纳税、理论上没有坑国家一文钱。

但这么低的税率，国家到底够不够用、基层要不要摊派，那就是另一回事了。

反正力役、摊派，和他们无关，本来也不是“合法”的税收，他们大义在握。

地方官随便加税，当然是苛政猛于虎。《打渔杀家》都知道，收税得看户政府的文书。

如此种种，借钱也不失为一种考虑。

虽然说，历朝历代，问商人借钱这种事，要追述到汉代了。

可如今既大不一样，开历代之先，借钱也不是不行。

但既然是借钱，就得还呐。

刘钰也说了，盐商和其余工商与海外贸易的区别，意思便是捐助什么的，找特殊地位的盐商；而盐商之外，只能借，不能捐。

借，可不是得还嘛。

正想着呢，廖寒辉进言道：“臣以为，若能治好淮河，劣田变为良田，田主得了利。若这劣田，原本价值二两银子，如今变为水浇田，价值增至四两。”

“二两变四两，其中二两的增值，朝廷是否可以收一半呢？”

“若是一年之内加诸于上，或许拿不出，那么将这一半的增值地钱，分为五年征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