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部正福自认自己已经看破了刘钰隐藏的目的，但也不觉得这是一件坏事。

固然大顺这边可能是为了将来多卖货，但开埠对日本带来的好处，也足以抵消。

最起码，如果大顺这边买日本的大米，日本的米价还能往上提一提。武士，是幕府的国本，他们的俸禄是大米。米价高，他们有钱花，这才能更加忠心于幕府，也有利于各藩的统治。

如果将来人口真的控制住了，按照刘钰所言的“千万人口”足以，阿部正福已经看到了光明的未来。

届时，百姓人均一町地，每年缴纳10石左右的贡赋，算上“二毛法”也就是大顺那边的两年三获的冬小麦，一家人年均还能剩下20石左右的粮食。不但可以保证小农有足够的抗灾能力，而且到时候还可以大量出口粮食去大顺，平衡金银外流。

日本此时的兵制、政治体制，决定了武士之外的人口，确实是有很多“多余”的人。

这些人的存在，既不能增产粮食，因为土地决定了上限；活着又得多吃粮食，造成社会的动乱、一揆遍地；又没有资格当兵，农兵分离加刀狩令；纳税又不计人头，而是按照土地亩数。

阿部正福很认可刘钰的说法多余之人，要之何用？

战败之后，改革势在必行。

只是，不管是阿部正福，还是德川吉宗，从战败中汲取到的教训，最多也就是火器不如人。

日本的民间舆论，则认为是诸藩扯了幕府的后腿。要不是诸藩扯后腿，幕府抗战到底、另立新君，至少不用朝贡。

就这种教训，改革的方向也就基本定死了。

激进点，如刘钰所说的，努力当好买办，攒钱鼓励汉学，搞出一支能和武士对抗的力量，将来削藩一统。

反动点，如阿部正福所思，一切围绕着武士制度和武家法度的稳定，而基础便是等级制度、身份差异、以及小农不能彻底零碎化。

前者，得有失败之后身死族灭之胆魄。

后者，那便是消减人口、维系人均土地面积，保证小农经济才能保证武士统治。

对大顺而言，前者，日本必有事大主义、挟华自重者。

再者刘钰嘴上说支持幕府削藩，可当年张仪嘴上还说要给楚国五百里膏腴之地呢。

后者，日本人口就锁死在千万左右了，一旦工业时代来临，一千万人口，有铁矿煤矿的北海道被大顺抢了、有煤铁的长崎又在炮舰射程之内，本国又缺乏原材料，使使劲儿说不定真能成为重要的粮食出口国。

不过爱怎么改就怎么改，反正改革得花钱。在刘钰看来，这买办，幕府是当定了。只要想改革，不管是反动还是激进，都得当。

不反动不激进的保守，遏制消费、鼓励节俭，那就容易再挨一顿打。

现在就该先给阿部正福上一课，回去后找康不怠炮制一篇引经据典的《人口论》，大肆在日本传播。

最好是日本这几年再来一场灾荒，保管叫日本知道啥叫天启四骑士，立刻惊呼此书真天地之大道也。

他没读过人口论，但没吃过猪肉也见过猪跑，也知道马尔萨斯的三个著名的论证。

假设，生产了四十个物品，却有五十个人需求。如果什么都不管，必然是最有钱的四十个人买走这些东西。

如果有社会福利、有贫苦救济，给最富的前十个人以下的四十个人，一个人发一块钱。那么结果还是前四十个人把东西买走，但东西也必然涨价一块钱。

所以社会福利并没有任何用处，反而会导致处在中间阶层的人，花更多钱。

假设，生产了五十个物品，发给工人的工资只有三十块钱，再加上工厂主一个人，那么必然有十九个物品卖不出去。卖不出去，就只能裁减工人，导致能买得起东西的人更少，然后继续裁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