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世纪，可一个中国人怎么最快速拉近和瑞典人的关系？答案很简单，把俄国人骂一顿就好。

中国和瑞典，只隔着一个俄国。

借着之前对俄开战和平定西域的事，吹了一阵逼，说到了列纳特的事。

“当年你们和俄国开战，你们的国王在波尔塔瓦战败退入土耳其，不少人被俄国俘虏。我朝在平定西北叛乱的时候，有几个瑞典人投降，希望能够归国。其中那个叫列纳特的，自1709年被俄国俘虏，到1718年又被准准噶尔蒙古人俘获，已经离开瑞典将近三十年了。”

“他很想回到家乡。如果有可能，我希望他能通过你们的船回国。船费的可题不用考虑，这不是可题。除了他之外，还有大约十七八个俘虏，都是瑞典人。”

分馆长本以为刘钰一来又是准备勒索索贿的，一听先是和他一起愉快地痛骂了一顿俄国人，随后又说瑞典人回国的事，分馆长心情大好，连连表示船费不需要刘钰垫付，乘船回国这事他可以做主。

这件事就是个引子，刘钰想说的不是这件事，分馆馆长也想说另一件事。

在痛快地答应了列纳特等俘虏回国的事后，分馆长也趁机向刘钰提出了一个请求。

“伯爵大人，我们公司一直渴求贵国的瓷器。但是瓷器商路都是被荷兰人、英国人和法国人垄断的。我们只能得到一些劣质的瓷器。这些瓷器在欧洲的销路并不好……”

分馆长没说部的实话，不是这些“劣质”瓷器在欧洲销路不好，而是因为瑞典公司不能在瑞典卖货，只能把货卖给西班牙或者荷兰英国的走私贩子。

其中瑞典的东印度公司的发起人之一，就是一个英国东印度公司的前雇员，从公司退下来之后单干，这个人叫考林·卡姆比尔，是个英国人。

瑞典人很穷。

国内没那么多白银往中国送，所以瑞典的东印度公司是不在瑞典卖货的，而是在哥德堡把货卖给二道贩子。

实际上，就是一群走私贩子。

都是东印度公司，瑞典的东印度公司是和别处不同的：他们不但对股东的身份保密，每次运货之后都要撕毁运货单确保没人知道到底运了多少货，而且对在哥德堡买货的客户们身份也是绝对保密的。

客户身份为何要保密？因为买货的都是走私贩子。

荷兰、英国的东印度公司，都是真金白银买的垄断权，英国公司最高的时候，更是每年1200万两白银的国内税。

自然不会允许瑞典公司拿到货。

茶叶什么的还好说，但瓷器这就有窍门了。

瑞典人几年前才到广东，在门路上自然和英荷等国差得远。

欧洲瓷器的审美观和中国是不同的，这就有了所谓的“订烧瓷”。

花纹、模样、大小、形状，都要随船运来，交由瓷器作坊烧制。

瑞典人在广东打不开门路，首航的领航人和指挥，正是前英国人、现瑞典爵士考林·卡姆比尔，在英国东印度公司那也曾经是有头脸的人物。

他一到广东，自然英荷就像是防贼一样防着他。

广东、福建那边使上钱，稍微卡一卡瑞典的脖子，瑞典人又是新来的，自然找不到搞订烧瓷的门路。

这事儿在中国贸易的西洋商人都门清。

当年荷兰想要和大明贸易，葡萄牙人借助传教士的影响力，那就是各种阻碍，让荷兰人使钱都没处使。那时候荷兰、英国还比较稚嫩，前前后后给了颜思齐、李旦等万把两银子的“疏通费”，也不想想就算李旦、颜思齐等人不是海贼，真的有很硬的关系，明末自有国情在此，万把两银子就想把这么大的事办成？到了京城大人手里，沿途过手还能剩多少？

现如今荷兰人也学聪明了，知道行贿的规格和门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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