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顺朝得国至正，对民间基层社会的政权组织建设空前完善，所以朝廷的自信力也空前强大，并不禁止民间的各色结社。

由于战争的需要，虽然收辽之役以后，满洲人已经不再成为迫在眉睫的一大威胁，可是河套以外的蒙古各部落，依旧时常南下入寇内地，正在漠西崛起的准噶尔诸部，更趁着东蒙古诸部权力结构的瓦解和真空大举西进。

战争的威胁，始终没有消退。

在这样的形势下，为了筹措骑兵所需，朝廷已经多次发布了允许民间养马、鼓励民间养马的诏令。

同时大顺军在巩固对河套、青海的统治以后，也于当地设立了官办的马场。同样，收辽之役后顺军占领了毛怜卫一带，为了避免东北地区又有像满洲人一样的地方强权崛起，顺朝对东北的统治特别用心，毛怜牧场也得到了严密完善的控制。

在东北一带，辽西、辽东并合并为辽宁行省，设立了节度使、观察使、采访使、营田使等等建制，恢复了明朝以来的郡县建制。

由于清国统治期间，曾经将大批关内百姓掳掠至辽地为奴隶。

对于这一批百姓，顺朝则根据其资源与否，授予路费盘缠，由官府组织回乡活动。

愿意留在关外继续生活的百姓，则授予份地和房舍，使其能够安居乐业——当然份地和民宅的来源，当然是出自于没收清国权贵之手。

经过历年战乱以及难民的回乡潮后，辽宁省的人口大为减少，虽然不至于到十室九空的地步，但相比较万历鼎盛时期的形势，人口稠密程度已经减少了数倍以上。

为此，顺朝又不得不继续组织大规模的移民实边活动。

此前数年间，大顺主要是从河南一省迁徙人口，充实遭到清军撤离时系统性破坏的畿辅地区。现在则又从山东一省，由官府出面组织了大规模的移民活动，一年间即移民约十余万百姓。

为了让这些百姓能够安居乐业，不仅多赐份地和田宅，而且还在边墙一带设立了大量军屯田和屯垦农庄，以军屯护卫边境，防止蒙古、满洲的残余部落袭扰内地。

同时在天法五年、天法六年两年间，顺军又在东北地区继续执行了进一步的犁廷军事行动，大军向西北、东北两条边境线出击，过松花江，远至黑龙江，大量搜括活动于当地的蒙古、满洲和索伦人部落，获其部众总计五万余人，刀甲威吓后方徐徐南行。

这些被远征军虏回内地的东北各族部众，此后又被安插到北京、天津和张家口附近居住，形成了一支类似明朝达官的少数民族势力。这些部众中的不少人，后来都参加了大顺军队，在世祖朝的准噶尔战争中起到了很大作用。

天法六年，刘芳亮从黑龙江凯旋回师以后，朝廷即在辽东边墙以外，又设立了黑龙江和吉林两个都督府辖区，从此开启了顺朝的都督府制度。

黑龙江和吉林两个都督府辖区，此时都直接受辽宁节度使的节制，在下级重要的行政官员则都由朝廷直接任命，不对都督负责。

都督有实权，但很难说是大是小，边界也难以确定。

都督军政一把抓的大权，受到来自朝廷的无数限制。朝廷和辽宁方面总是不断进行指指点点，调整制度设计。来自朝廷的诏令层出不穷，其中许多并不符合都督府辖区的现实，但都督也只能想办法执行。

与此同时，朝廷又对都督防备重重，谨慎把握任期，只选择最受信任的人担任该职，而且往往从远离东北的南方人中挑选。

都督的职权多，范围广，但是由于职权边界不明确，几乎处处都受到其它衙门的牵制。曾担任吉林都督的文臣刘钟泰就曾抱怨过“关外都督一人担关内节度、观察、采访、营田诸使职责任”，军事事务、司法事务、税收工作、处理部落问题、整备军务都需要自己负责，然而这些工作往往和其